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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結構性改革關注制造業 防范高房價逼迫企業外遷

星之球科技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2016-03-29 我要評論(0 )   

深圳市發改委一位官員日前透露,深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已初具雛形。深圳將結合自身情況,突出創新驅動,并將對房價上漲過快等熱點問題予以關注。高房價、高地價已經...

 


導讀
 
  深圳市發改委一位官員日前透露,深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已初具雛形。深圳將結合自身情況,突出創新驅動,并將對房價上漲過快等熱點問題予以關注。高房價、高地價已經將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擠壓到周邊城市,更受關注的是,部分高科技企業也在搬遷生產基地和研發部門。
 
  
 
  2016年,當各地忙著清退僵尸企業和加快樓市去庫存之時,深圳正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形勢。過去一年,快速上漲的房價讓深圳的產業結構進入調整通道。
 
  在日前召開的“深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討會上,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原深圳市委常委張思平指出,在中央層面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中,深圳不必關注鋼鐵、煤炭,但要關注加工制造。
 
  深圳市發改委一位官員在會上透露,深圳相關改革方案已初具雛形,正在進一步打磨完善之中。在國家和廣東省的規定動作之外,深圳將結合自身情況,因地制宜開展自選動作,突出創新驅動,重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優勢,并將對房價上漲過快等熱點問題予以關注。
 
  高房價驅趕企業外遷?
 
  與全國去庫存形勢相反的是,深圳土地資源有限導致樓市供應不足,這成為房價攀升的一個根源。
 
  高房價帶來的一個明顯影響是,各項成本一路走高。參加上述研討會的多位人士指出,深圳的產業結構或因此面臨著被影響和改變的趨勢。
 
  2015年,深圳全市的二三產業結構由2010年的46.2:53.7調整為41.2:58.8。第三產業比重的增加,多被視作產業結構的優化,但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卻認為,一旦二產比重降至35%以下,深圳的城市發展將亮起紅燈。
 
  在過去深圳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制造業一直是一大核心動力。隨著現代服務業的加快發展,深圳的制造業也經歷了從勞動密集型向高技術產業的轉型升級,不過它在經濟中占比仍然很大。
 
  深圳市科創委主任陸健不久前表示,2015年深圳生產了約1.5萬億的IT產品,占了全國IT制造業的將近1/8。
 
  分析人士指出,IT加工產業鏈看似利潤并不高,但在當下有資源集聚能力,在未來有升級機會,這是深圳應該守住的比較優勢,但“超級地租”可能會毀掉它的生存基礎。
 
  令人憂慮的正是成本攀升后的深圳制造業外遷趨勢,多個區的統計部門做出了相關預警。
 
  龍崗區統計局指出,部分企業受土地資源緊張、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紛紛將生產基地遷至周邊其他城市。截止到2015年三季度末,該區搬遷、轉行、停產和清算的工業企業共66家,新增遷入企業僅15家。
 
  深商研究會副秘書長章星球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任由高地價、高房價的走勢繼續的話,被擠壓的將不僅僅是低端產業。
 
  事實上,深圳企業的外遷,已經不只局限于廣東省“雙轉移”戰略所鼓勵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引起各界關注的是,包括華為、中興等在內的高科技企業生產基地乃至部分研發部門也在轉移。
 
  2015年,深圳GDP仍保持了8.9%的增速,多個區的統計數據顯示,金融和地產貢獻明顯。以羅湖區為例,金融和地產拉動全區GDP增長5.2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65.2%,創下2010年以來的新高。但值得關注的是,工業增加值卻出現了6年來的首次負增長。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陳少兵指出,在深圳有限的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此前實現了并行發展,但在高房價下,二者的生產要素相互擠壓的矛盾已經越來越突顯,這是深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繼續重視創新驅動
 
  與全國相比,深圳的另一個特色在于創新驅動戰略下所形成的新興產業,而且已初具規模。
 
  2016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去年深圳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16.1%;包括生命健康、機器人(53.380, -1.74, -3.16%)、可穿戴設備等在內的未來產業規模已經超過4000億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上述深圳市發改委官員表示,深圳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將進一步強調創新驅動的戰略,把培育新動能與提升傳統動力相結合。
 
  3月18日,深圳市委常委會議通過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配套政策:《關于促進科技創新的若干措施》、《關于支持企業提升競爭力的若干措施》和《關于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若干措施》。
 
  其中,尤其強調對產業創新的鼓勵與扶持,包括促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發展,并進一步加大了人才引進的力度。
 
  創新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執行主任南嶺指出,新經濟是深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應該重點培育的力量,新制度和新規則也要相應跟上,為新經濟提供好的軟環境。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騰訊CEO馬化騰的5個涵蓋分享經濟、互聯網醫療等新興產業的提案里,就呼吁相關監管部門的制度創新,包括改變傳統上對于分享經濟監管的理念;鼓勵包括互聯網與科技公司在內的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到分級診療制度在各地的探索和完善中等。
 
  南嶺建議,深圳應在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放寬準入制度,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
 
  深圳市政協副主席徐友軍同樣指出,在產業政策之外,尤其不能忽視相配套的公平競爭政策,要讓所有的社會主體可以平等地參與到財富創造中。
 
  “政府監管一定要跟社會新的經濟模式相對應,像互聯網約車,如果還是采用過去發證照的方式,會阻礙新經濟的發展。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之外,深圳應該帶頭再加一個‘去審批’。”徐友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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