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三月份，新冠肺炎攻陷全球，疫情的主戰場從國內轉移到海外。病毒所過之處，掀起日用品搶購潮，多國暫停糧食及部分重要醫藥用品出口。平日富足的歐洲各國，甚至互相扣留防護物資。
這場疫情，讓世界不約而同看到了制造業的意義。
中國的車間傳來了洪亮的機器轟鳴聲。全國數千家企業新增口罩、防護服、消毒液、測溫儀、醫療器械等生產業務，緊急審批資質，快速改造生產線。
正是“中國制造”雄厚的產業基礎，為超大規模的防疫動員創造了條件，為白衣戰士反攻病毒不間斷地輸送情報和彈藥，為疫情后的秩序修復提供物質保障。
產能要擴張，設備、人員、上下游供貨環環相扣。中國制造業在疫情中表現出的彈性和效率，絕非一日之功，這種能力世界稀缺。
歐美技術雖牛，但拋棄了技術轉化為產品所依托的生產線；
東南亞和印度雄心勃勃，奈何只能完成一些簡單的組裝工序。
然而，要建立完整的工業鏈，布局周期長、見效慢、利潤低，如同種樹，以10年為計。早在2003年的那場“非典”，中國就開始積蓄內力了。
從“非典”到新冠肺炎，疫情性質相似，時代不可同日而語。時隔17年，于人則成年，于國則質變。
01、雁陣
這17年的制造升級，貫穿了我從小學到畢業工作的成長過程。
我生長在一個北方三線城市，“非典”那會兒，正讀小學四年級。
當時大人們習慣以『國產的，還是進口』作為商品的通用評判規則。大到冰箱、彩電、洗衣機，小到鋼筆、牙膏、指甲刀，進口貨永遠都是質量好、檔次高、價格貴的代名詞。
我也跟著傻傻地以為，貼著國外商標的東西，都是在國外完成整個生產，再運到中國售出。
觀念一旦形成就很頑固。前幾年中國游客瘋搶日本商店里的馬桶蓋，拆開包裝卻發現產自中國。
2003年的中國制造業，還像個懵懂的學徒。好在剛剛加入WTO，承接起海外大規模的制造業外包，讓發達或準發達的鄰居們看到了自己三四十年前的影子。
令人稱羨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無不以“代工廠”起家，采取出口導向型戰略。當它們拿下了更高端的產業后，就把利潤稀薄的產業傳遞給更落后的地區，以便利用后發地區的勞動力和市場。于是，亞洲各國呈現出明顯的發展梯度，日本人自豪地稱之為“雁陣模式”：
日本是領頭雁，2003年人均GDP 3.4萬美元，一騎絕塵；
“亞洲四小龍”位于第二梯隊，當年人均GDP分別為香港2.4萬美元、新加坡2.1萬美元、臺灣1.4萬美元、韓國1萬美元；
“亞洲四小虎”尾隨其后，它們是98年金融危機的重災區，實力依舊不可小覷，人均GDP泰國2000美元、馬來西亞3500美元；
跨入21世紀，中國入世成功，總算正式搭上了這班雁陣。2003年人均GDP可憐巴巴，不足1000美元。
遲來的中國默默當起了尾雁，接過別人洗手不干的苦活、臟活、累活，看似吃了不少虧，殊不知，卻是后發國家快速實現工業化的唯一選擇。
印度心比天高，妄圖跨過工業化，直接發展短平快的軟件、金融等服務業，卻命比紙薄：不忍直視的馬路和廁所、吸納不掉的閑置人口、武器萬國造。
條件優渥的巴西，近些年走上了去工業化的邪路，自廢武功，被一場雨林大火燒回了原形。
一個大國的成長沒有捷徑，就要脫一層皮，吃幾十年的苦，埋頭培育能規模化吸納就業的長鏈條制造業，敢于面對血汗工廠和環境污染的副作用。
02、微光
承受的陣痛遠不止這些。時間回撥到更早的上世紀90年代末，我開始記事了，不時聽到有親戚下崗的消息，包括我媽媽。大人們好長一段時間愁容不散。
站在今天，可以冷靜地把國企改制、職工下崗理解為甩掉包袱，換取WTO的門票，接軌世界。置身于當時，感受到的是哀鴻遍野，是無數家庭的柴米油鹽和悲歡離合。
共和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我市建成的“西郊八大廠”，曾是榮光閃耀的城市圖騰，竟筑成一代人心中的悲涼符號。
老工業區的廢墟之上，新興的民營企業射出幾道微光。
2003年，本地家喻戶曉的長城汽車廠，成為國內首家在香港上市的民營車企。
那時私家轎車還屬小眾消費，但長城牌皮卡拉貨的身影已經隨處可見。大人們東一言西一語的議論，在我腦中拼出長城的大體形象：原先是家虧損的汽車改裝廠，只會造皮卡，靠手工一錘一鑿地攢車，因價格便宜，在非洲銷路甚好。我又腦補出一幅畫面：灰頭土臉的皮卡在非洲曠野上顛簸作響。
長城在設計之初的模仿對象——中興皮卡,在利比亞內戰時改裝成結實耐用的皮卡戰車
與長城汽車并稱我市制造業雙子星的，是英利集團，創始人是名退伍軍人。他瞅準歐美清潔能源革命的戰機，決心進軍光伏發電市場，開始招兵買馬。在英利內部，他把自己2003年前后招入的員工，稱為“黃埔一期”。
英利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板
同樣由退伍軍人創立的一家公司，遠在兩千公里外的南海之濱。2003年之前，它的產品與普通人的生活并無交集。我偶爾從家人的聊天里，聽到一家叫華為的通信設備公司，派出的推銷員一臉急切，拉項目的方式幾近央求。
最近看到一則爆料，描述了相似的情形：早年華為的招聘人員混進高校宿舍，逮著打游戲的男生，就湊過去宣傳。
那個身段低到可憐的華為，想象得到日后的光芒萬丈、蓋世雙無嗎？
2003年底，經歷了前兩年《華為的冬天》的深刻反思，華為將業務由toB向toC擴張，挺進手機領域。狂飆盲進，還是異軍突起，時間將給出答案。
2003年時的手機型號及售價
2003年，中國制造業風云際會。
像長城、英利這般初出江湖的企業，以及東南沿海無數加班加點的代工廠，一齊發力，把中國經濟從“非典”的谷底托了出來。
全球化浪潮滾滾向前，“非典”激起的那朵浪花，很快被撫平。
2003年各月GDP增速畫出了一道象征勝利的“V”
2003年中國全年GDP增速比去年不降反升，首次沖上10%，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后，拉開了屬于中國的“增長奇跡”的序幕。
03、激流
2005年，我上初中了。
兩點一線的生活并不枯燥，我們幾個同學結伴步行回家，一路數著路邊停放的汽車的車標，比比誰有新發現。
那幾年，汽車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豐富起來。
藍黃相間的韓國現代出租車，取代了紅旋風夏利；
轎車領域，日系、德系、美系、法系，群雄并起，一代經典大眾桑塔納87版難覓蹤跡；
自主品牌的車標，沉睡在面包車和卡車上。
還記得造型憨憨的夏利，火柴盒似的桑塔納，何時銷聲匿跡的嗎？
中國加入WTO后，開放了汽車市場，大幅降低關稅，取消進口配額。合資轎車一擁而上，加速中國汽車工業新陳代謝。自主品牌受到沖擊節節敗退，紛紛轉戰專用汽車。
不僅是汽車，街頭巷尾的工裝也多了起來。一次我路過長城汽車的廠區，朝大門內望去，清一色的灰色工裝，成群結隊地走出來，與我們放學沖出校門的喧鬧，完全是兩個畫風。那井然有序的陣勢，堪比一支軍隊。
坊間廣為流傳著長城、英利的半軍事化管理方式，它們被“霸道家長”、“血汗工廠”的污名纏身。
生物老師為我們講述了他弟弟在英利上班的辛勞：在無塵化的多晶硅組裝車間里，穿著密不透風的防護服，一站就是幾個小時。最后，他喊出“少壯不努力，長大去英利”的口號，警示我們不要荒廢學習。
03、騰飛
2008年，我上高中了。
那一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中國外貿斷崖式下跌，制造業飽受摧殘。政府祭出“四萬億計劃”的大手筆，以未來十年房價的大幅上漲為代價，擴大內需，為經濟逆勢上揚殺出一條血路。
長城汽車已在皮卡行業站穩腳跟，不甘于停下腳步的它，找到了新的增長點：填補國內中低端SUV的市場空白。幸運的是，皮卡與SUV的技術類似，生產線得以順暢轉接。旗下主打車型哈弗H6，此后10年連續奪得SUV品牌銷量榜冠軍。
幾乎同一時期，歐美對新能源概念炒作正盛，光伏制造企業成為資本追逐的“寵兒”。英利順勢擴大產能，太陽能電池組件的出貨量全球第一。財大氣粗的英利贊助了2010年世界杯，聲名鵲起。
不是每家企業都能這般風光，不是每條行業賽道都對我國敞開懷抱。比如，對技術和設計能力要求不低的手機行業。
高二生日那天，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機：諾基亞5230。按鍵讓位給前衛的觸屏，任由一支手寫筆解鎖五花八門的功能——相機、MP3、電子書閱讀器……興奮感久久不能平復。
柜臺銷售員告訴我：“國內手機銷量排行前三甲，依次為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國產品牌嘛，沒有存在感可言。”
小城信息閉塞，我還不知道，也是這一年，蘋果手機敲開了中國的大門，iPhone3G在北京世貿天階發售，門店人頭攢動。這匹黑馬用指間的流暢與華麗，重新定義了手機。
此時的華為延續著低身段，躲在幕后給運營商做“充話費”贈的合約機，不露商標，不推廣品牌。華為悶聲儲備技術，立項研發麒麟芯片、鴻蒙系統，準備有朝一日“備胎”轉正，跟國際手機巨頭短兵相接。
到201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制造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世界工廠”的寶座一百多年來首次易主。
不到十年的光陰，濃縮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歷程，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的工業革命。
“中國工人”以群體形象上榜美國《時代》雜志年度人物，實為罕見。
04、風口
2011年，我上大學了。
那一年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元年，隨著一句高呼：“小米，為發燒而生”，國產品牌紛紛高調入局，掀起了手機百花齊放的時代。
華為敏銳地嗅到了風口，2011年的戰略會上，宣布將手機端業務升格為公司三大業務板塊之一，砍掉合約機，走上臺前專做自有品牌，揚言“要把華為手機做到世界第一”，引來一片冷嘲熱諷。
國產手機跑馬圈地的熱鬧只限于下游，占據高端機領域的，是售價3000+的三星，和5000+的蘋果，學生黨想入手，要么吃土，要么賣腎。
旗艦機1999元的極致性價比，配合互聯網饑餓營銷，讓小米吸粉無數。搶購小米新發機型的一通操作，我歷歷在目：中午一下課，沖回宿舍，打開電腦，登錄小米官網，蹲守激動人心的秒殺時刻。
但激動屬于他們，1999的價格對我仍不算友好。預算千元以下，我最終選擇了華為C8816D。
早期的華為機型在我們校內的名聲不敢恭維。性能差，賣不動，慘到只能大幅降價處理。
它卡頓，發熱，黑屏，電池容量下降，我都能忍，只因足夠便宜。
“站在風口，豬都能飛起來”是那年的流行語，啟發無數人投身創業大潮。
縱觀世界過去幾十年的創業史，沒有哪個主流行業的品牌，從一開始就能沖擊高端，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
看似踩中風口的本土手機方陣，還得靠穩扎穩打，從低端起步，建立品牌認識度。
對于傳統產業，以我家鄉的那兩家明星企業為代表，更像是一場逆風而行。
長城汽車的SUV做得風生水起，但產品比例愈顯失調，“一條腿打江山”終歸走不遠。不甘心當“偏科生”的長城想要全面開花，開始試水轎車領域。
可惜，被寄予厚望的幾款轎車，只剩價格優勢，找不出讓人眼前一亮的核心技術，沒能激起什么水花。分不到轎車這塊最大的蛋糕，長城眼看要撞到天花板。
2011年是英利遭受嚴重打擊的一年。激進擴張之后，突遇市場需求銳減、歐美“雙反”調查等多重沖擊，光伏企業無一例外陷入了虧損。英利債務違約的消息隨之傳來，沉重的債務砸得這家世界杯贊助商抬不起頭。
本以為那些高光時刻只是開始，卻已是巔峰。黯然神傷的長城和英利，代表了上下游產業集群在那個時期的共同畫像。
中國制造業走到了分水嶺，過去粗放式增長的風口一去不復返。
2011年起，我國青壯年人口開始下降，長達三十年的人口紅利消耗殆盡，取而代之的，是節節攀升的勞動力成本和老齡化壓力，勞動密集型工廠迎來了用工荒。
2012年，我國服務業的GDP占比超過工業，制造業的引擎逐漸讓位給服務業。發展軌道隨之切換，大量新技術將以服務業為源頭，反哺制造業。
2013年是中國城鎮化的轉折點。之前，由中小城市主導，農民就近進城落腳；之后，大城的流入人口反超小城，大學生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之間，被一/二/三/四線的頭銜撕裂。
大城市的虹吸效應強大，中國一流公司的總部集中在北上廣深為首的沿海地區。而三四線城市大多淪為財政依附型經濟，依賴政府主導的基建和體制內人員的消費。
偏安一隅的長城和英利，相信廟小氣數盡的宿命嗎？
風口移去后，才發現很多人的致富傳奇看似是能力，其實更多是時代給的紅利。
源于上述背景，《中國制造2025》于2015年出臺，為即將熄火的制造業再造風口。
上一個10年，“中國制造”實現了由小到大；
下一個10年，“中國制造”決心完成由大到強的升級。
05、夾擊
2016年，我留校繼續讀研。
那年迎來了全國性房價暴漲，上調幅度創歷年之最，嚇得一眾同學目瞪口呆。
不能安居，何以樂業。
華為將研發中心從一線城市疏散到二線城市，甚至頂住深圳市政府的壓力，將深圳總部的員工大量遷移到毗鄰的東莞松山湖，后者房價只有深圳的五分之一。
家鄉每平米均價從2008年的2500元，飛漲到2017年的1.5萬。長城坐不住了，把廠房搬到了郊縣，甚至有傳言長城汽車總部也要另覓根據地，鬧得滿城風雨。
長城汽車這類企業若被連根拔走，對于一個本就產業單薄的三線城市，意味著什么？產業空心化，只能乞要轉移支付，然后分配到基建、餐飲、旅游等低層次的圈子里打轉轉，或許能惠及少數人，但根本承載不住一個人口大市的發展。
不可否認，房地產曾助力中國制造業起家，功不可沒。適度超前的基建，筑巢引鳳，提供了優厚的招商引資條件；土地拍賣掛釋放的萬億資本和信用，成為世紀之初制造業起步的本金。
可當房地產完成了歷史使命，便開始反噬實體經濟，黑化為游蕩在制造業上空的幽靈。
我感到未來的經濟壓力，在科研的閑暇，我拿零錢練習理財。貿易戰持續發酵，我持有的幾支股票型基金跌得我膽顫，最終割肉離場，這心理陰影估計要伴隨一生了。
這輪熊市中，最悲慘的當屬中興通訊。美國一紙封殺令，直接讓其股市停牌。
我們第一次意識到，一枚小小的芯片，竟能卡住一個泱泱大國的脖子。
中興事件罕見地促成全社會反思：中國在世界上的容身之位在哪？
答案是——“世界工廠”！但僅夠養家糊口，我們不想只做“世界工廠”。
進一步的焦慮是，中國正面臨來自高低兩端的夾擊：
隨著人力、政策、土地等紅利漸行漸遠，低端制造業不再是中國的絕對優勢，大批外資工廠轉移到東南亞和印度等“成本洼地”。原來，中國并不是制造業遷移的“終點站”，我們這個產業巨人的腿腳正在被分食。
沿著全球價值鏈向上攀爬，就闖入了發達國家的自留地，等于放棄錯位競爭，與發達國家迎頭相撞，勢必遭到居高臨下的阻擊。
前有封堵，后有追兵，如何支撐起整個國家的未來？
一番斟酌之后，中國做出抉擇——脫虛向實，制造升級！
回歸制造業，正成為世界共識。
十年陰魂不散的金融危機敲醒了發達國家：制造業才是立國之本、財富之源，金融、地產、物流，說到底，都是為制造業保駕護航的附庸。如果制造業衰落了，錦上添花服務業遲早枯萎。
特朗普競選之時，就立下“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宏愿，誓要制造業回流美國，不惜掀起中美貿易戰。
美、日、德等制造業諸強你追我趕，競爭的焦點，是凝聚著高科技的先進制造業。中國遠非技術強國，好在AI、5G、工業互聯網等新興賽場，我們沒有缺席。
走產業升級之路，必然是一路刀光劍影，流血成河，可中國已無退路可言。
05、跋涉
產業升級的路上，我們涉深水趟險灘，驀然回首，17年前牽引我們起飛的“東亞雁陣”已四散紛飛。
日本錯失數字革命的機遇，制造業缺乏新的增長極，人均GDP幾乎紋絲不動，勉強夠著4萬美元，引領雁陣有心無力。
“亞洲四小龍”兩極分化，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致力于高端制造業的新加坡，人均GDP達到5萬美元，反超了癡迷于房地產的香港，比肩北歐；世界第五大“制造業強國”的韓國，人均GDP達到3萬美元，反超了風雨飄搖的臺灣，逼近日本。
中國之大，同時容得下華為和富士康，上下產業鏈通吃，內部自成“雁陣模式”，沿海先發地區騰籠換鳥，后發的中西部地區承接了勞動密集型產業。人均GDP在“雁陣”成員中增速最快，17年來增長了10倍，突破1萬美元大關。
06、啟程
后來的故事，你們都知道了，大家在一起經歷疫情的考驗。
疫情當頭，我們深切體會到，口罩即是國運，呼吸機就是性命。
中國日產1.16億只口罩、醫用防護服20多萬套的工業系統，締造了中國4萬名援鄂醫護0感染的奇跡；盛產奢侈品的意大利，卻在價值低廉的口罩、防護服等“服飾”上栽了跟頭，因防護設備緊缺。
各疫情國的產能捉襟見肘，于是目光齊聚中國這座世界抗疫的兵工廠。中國基本撲滅了國內疫情，開始向海外源源不斷輸送著抗疫物資，成為了世界抵抗新冠疫情堅實的大后方。
于是有國人亢奮起來，認為中國制造業將借助疫情彎道超車，取代歐美企業在國際分工的位置，一舉完成產業鏈升級。
“超英趕美”的情懷固然可貴，但要敬畏技術客觀規律，厘清規模優勢與技術優勢的區別。這個特殊時期，把中國制造業的規模優勢展現得淋漓盡致，掩蓋了中國原始創新的不足。
疫情終將消除，開足馬力重復生產的狀態不會一直持續。當貿易秩序回歸常態，中國制造業抖擻一身疲憊，還得老老實實補課。
身處醫療行業的我，深有體會。
呼吸機是危重新冠患者的生死判官。世界一流技術水平的呼吸機產自德國和瑞典，二流呼吸機產自美國，中國呼吸機被業內視為三流水平。歐盟和美國的產量供不上用量，才會“屈尊”向中國發出訂單。
用于檢測新冠病毒核酸的PCR儀，同樣缺口巨大。某網站發布了國內PCR儀招標采購名單，進口品牌占據絕對主導，采購臺數占比超過95%。
CT機擔負著新冠肺炎的影像學篩查，一直處于滿負荷運轉。國內醫院的進口CT大約占到80%以上。CT所屬的高端醫療器械市場，牢牢把持在歐美手中。全球15大醫療器械公司，無一來自中國。而在制藥領域，同樣由歐美大廠一手遮天。
一場新冠肺炎，證明了中國的無限潛力，但不要寄希望于用這只“黑天鵝”顛覆全球產業分工。制造業的進步，建立在日積步的技術積累，而不是他國的衰落。
眼下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甚囂塵上的“速勝論”，無益于國內中小企業扛過疫情沖擊，反而招致西方國家的不信任和恐懼，繞過中國扶植其他供應鏈。
疫情會逆轉，還是鞏固中國的全球供應鏈地位呢？
中國深深地嵌合在世界體系中，若此時自我膨脹，脫離開西方的技術和理念引領，世界工廠的地位就有坍塌的風險。
如同17年前的那場“非典”，這場新冠肺炎也將會是中國制造業積蓄內力的契機。
我們用上一個17年，才完成了從價格優勢向規模優勢的轉換。接著從規模優勢向創新優勢轉換，也絕非一日之功，還需要下一個17年的努力。
這場疾風暴雨般的新冠肺炎，讓我們看到中國制造強悍的戰斗力，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化的的核心，不是物質現代化，而是制度和文化的現代化，軟件跟不上，硬件就會迷失方向失去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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