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美國制造商來中國的考量因素只有一個——成本；美中貿易戰促使他們開始考量第二個因素——風險；新冠病毒疫情又為美國企業增加了一個新的考量因素——供應鏈韌性，這是最重要的考量維度。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美國洛杉磯的一家工廠內，工人們在縫制口罩。隨著新冠疫情蔓延，美國面臨個人防護用品，特別是口罩的嚴重短缺。為幫助解決這一問題，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一家生產圍裙的地方企業轉型為生產 口罩的工廠。圖/新華網
文|Patrick Van den Bossche 賀曉青
2020年4月，科爾尼管理咨詢公司第七次發布美國年度貿易回流指數報告，通過對過去五年的美國制造業數據分析發現，美國的制造業趨勢正在發生巨大逆轉，其中最為明顯的趨勢是美國制造業大規模撤出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LLCs-Low Cost Countries）。
2019年，美國向亞洲14個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離岸貿易伙伴進口的制成品從2018年的8160億美元縮減至7570億美元，下降7.2％。而美國國內制成品總產值為62710億美元，與2018年基本持平。
美國制造業產能保持不變，進口量大幅下降，2019年制造業進口比率 （MIR）為12.1％。這意味著，在美國，國內制造業每生產1美元產值，就會從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價值12.1美分的商品（見圖1）。
資料來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商務 部經濟分析局、科爾尼分析? ? 制圖：顏 斌
2018年美國制造業進口比率（MIR）為13.1％。2019年是自2011年以來MIR首次出現下滑，打破了連續五年的增長趨勢，也是回流指數發布以來相對進口量降幅最大的一年。事實上，2019年MIR下降幅度高達98個基點，使2019年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達到前所未有的正98（見圖2）。
資料來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科爾尼分析
下面花一些筆墨介紹下何為回流指數。
回流指數是用來比較美國國內制造業總產值數據和從亞洲14個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的數據。
為衡量回流指數，我們考察兩個方面的數據：第一，從14個傳統亞洲離岸貿易伙伴進口的制成品數據，這14個貿易伙伴包括中國、中國臺灣、馬來西亞、印度、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孟加拉國、巴基斯坦、中國香港、斯里蘭卡和柬埔寨;第二，美國國內制成品生產總值。
然后，用第一組數據除以第二組數據，得出制造業進口比率（MIR）。美國回流指數評估MIR同比變化，以基點（1％變化=100個基點）展示評估結果。
那么2019年回流指數的計算方法就是2018MIR13.058％－2019MIR12.077％=0.98×100=98，即2019年MIR下降幅度高達98個基點。
美國自亞洲進口突然逆轉
MIR計算公式中的分子是從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所有制成品進口的總和，從2018年的8160億美元減少至2019年的7570億美元，下降7％。這主要是受到美國從中國進口量減少的影響。由于中美貿易戰，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量減少了17％。MIR計算公式中的分母是美國國內制造業總產值（MGO），2018年到2019年期間維持在穩定水平（見圖3）。
注：LCC 代 表指低成本國家或 地區，MGO 代 表國內制造 業 總產值
資料來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科爾尼分析
今年98個基點的飆升是科爾尼回流指數過去5年來最大的同比變化。
毫無疑問，這種變化主要是由貿易政策推動的。科爾尼上一年度美國回流指數報告表明，由“美國優先”政策引發的多年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持續影響已經開始顯現，雖然這些政策確實促進了2019年回流指數大幅增長，但并非所有變化都對美國制造業有利，美國制造業仍面臨許多重大挑戰。2019年美國國內制造業總產值與2018年持平，部分原因是貿易戰導致了出口量下降。
總而言之，回流指數的大幅逆轉主要是由于從14個傳統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進口大幅縮減，而不是因為美國制造業產值的顯著增長。盡管如此，2019年進口與美國國內生產之間的平衡關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國內制造業的占比進一步增加。由于利潤率大幅提高，美國企業選擇從國內采購的商品超過海外采購。
貿易政策似乎也在改變對美出口制成品各國之間的貿易形勢。如前所述，從2018年到2019年，美國從中國的制造業進口減少17％，約900億美元。而2019年美國從亞洲其他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制造業進口量增長了310億美元。此外，美國從墨西哥的制造業進口量增長130億美元（見圖4）。
注：LCC 代 表指低成本國家或地區
1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專門從歐洲進口的產品（如豪華車）需求增加
資料來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科爾尼分析
從這些國家增加的進口主要涉及受關稅影響的類別。持續的中美貿易爭端顯然為其打開了大門。而美國從歐洲的進口增長了230億美元，大部分是先進化學品和其他特種制成品，這似乎并非由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促成。
科爾尼在另外一份指數報告“中國進口多元化指數”（CDI）中追蹤了美國制造業進口從中國轉向亞洲其他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情況。雖然中國仍然保持著美國制成品主要生產國的地位，但根據CDI報告，中國進口的占比已經連續六年下降。
2013年科爾尼中國進口多元化指數首次發布時，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占比為67％。到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進口占比降至56％，六年時間下降1100個基點（見圖5）。
注：CDI 指中國進口多元化指數。 LCC 代 表指低成本國家或地區
1包括美國從中國香港進口 資料來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科爾尼分
美國從中國減少并轉向亞洲其他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的310億美元商品中，有近一半（46％）轉移到了越南。2019年，越南向美國出口的制成品較2018年增長140億美元（見圖6）。
注：LCC 代 表指低成本國家或 地區。由于四舍五 入，百分比之和可能不完全等于百分之百
1包括美國從中國香港進口
資料來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科爾尼分析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從越南進口量的增加并非真的都是把生產從中國轉到越南。有充分證據表明，有一部分只是“借道”越南。也就是說，為規避關稅，中國生產商先將產品從中國運往越南，然后再原樣或經小幅改動后以“越南”產品轉運到美國。
例如，2018年5月至2019年，從中國發往越南的電子產品增長78％（從27億美元增至50億美元），而中國發往世界其他地區的電子產品同期僅增長19％。伴隨著中國發往越南的電子產品呈爆發式增長，越南出口美國的電子產品增長了72％（從10億美元增長到18億美元），而同期越南出口世界其他地區的電子產品僅增長13％。
從中國到越南以及從越南到美國不成比例的貿易流動表明，美國從越南進口量的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企業規避關稅的臨時策略，而不是戰略性地將生產轉移向越南。不過，越南和美國正在完善對轉運的監管，這種轉運操作未來會逐漸減少。
但無論如何，基于成本考慮，減少從中國進口、增加從亞洲其他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的趨勢在中美貿易戰之前已經持續數年，主要聚焦于技術含量和產業集群要求較低的行業。2018年和2019年，中美貿易戰加劇了這一變化。而如果中美最終能夠解決重大貿易爭端，2018年之前的基于成本驅動的制造業轉移趨勢還將持續，亞洲各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的生產結構將在未來多年后再次接近2019年的格局，而其速度又將直接與中國和其他亞洲低成本國家的成本差距的拉大和當地其他基礎條件的逐漸成長的速度直接相關。
墨西哥對美貿易崛起
2019年科爾尼回流指數報告新增了近岸離岸貿易比 （NTFR），跟蹤美國進口向近岸國家墨西哥的轉移情況。近岸離岸貿易比（NTFR）是美國從墨西哥年度進口制成品總額與美國從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制成品總額的比率。
七年前，這一比率一直徘徊在36％至38％之間，也就是說，美國每從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進口1美元的制造業產品，就從墨西哥進口大約37美分的制造業產品。但2019年，美國從墨西哥進口的比例大幅增加，NTFR從上一年的38％上升到42％，增加400個基點（見圖7）。從進口總額來看，美國從墨西哥進口的制造業產品2017年至2018年間增長10％，從2780億美元增至3070億美元，2018年至2019年間增長4％，達到3200億美元。
注：NTFR 是 指近岸離岸貿易比。LCC 是 指低成本國家 / 地區
資料來源：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科爾尼分
墨西哥在對美出口制成品國家或地區中的地位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可能還是中美貿易戰。過去兩年來，中美貿易戰讓美國生產商重新評估并重塑其供應鏈網絡，為墨西哥增加美國出口開辟了道路。
科爾尼的研究表明，早在 2016 年，在墨西哥開展制造業務的美國公司中就已經有一半以上是從世界其他地區（包括中國）轉移過來的，專門服務美國市場。中美貿易戰以及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近期簽署的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加速了制造業向墨西哥的流入。由于對華征收“301關稅”，2017年至2018年期間，美國從墨西哥進口的NAICS 33所定義的商品（這部分商品占其對美出口的87％）增長了11％，是2011年以來的最大年度增幅。2019年，隨著對華“301關稅”范圍的擴大，美國從墨西哥進口的相關商品增了4％（110億美元）。結合中國進口量的急劇下降（關稅引發），這些數字強烈表明，一些美國制造商已經開始用墨西哥替代中國進口制成品。
與上述越南的情形類似，美國從墨西哥增加的進口部分也有轉運貨物導致的，目的是規避關稅。墨西哥國內制造業總產值增長僅為1％，即98億美元，而其對美國出口量同期卻增長了3倍，達到290億美元。所以，這中間的200億美元差距有可能就是通過轉運產生的。
由于進一步的資質限制，亞洲制造業產品組合難以在墨西哥復制，至少目前難以復制。雖然電子產品制造商（例如富士康、偉創力、LG）在墨西哥設有工廠 ，但生產僅限于供應鏈簡單和技術含量較低的商品。富士康在墨西哥的工廠用于計算機和手機組裝（手機組裝工廠使用從摩托羅拉收購的工廠），而電路板還是要從中國進口。近期在墨西哥生產打印機、攝像機和其他供應鏈復雜產品的可能性仍然較低。
然而，墨西哥的優勢也不容忽視。與亞洲低成本國家或地區相比，墨西哥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力持續提高——過去四年，中國制造業崗位實際工資復合年增長率為7％，而墨西哥僅為5％。墨西哥的勞動力成本僅為美國同技術水平勞動力的14％。此外，墨西哥擁有可與中國媲美的生產基礎，至少在某些方面，允許企業在不進行大規模勞動力再培訓或基礎設施投資的情況下將產能從中國轉移到墨西哥。零配件可以從美國采購，在墨西哥組裝，這樣可實現在短時間內運回美國。即使加上進出口物流成本，墨西哥的勞動力套利仍然可使生產商比在美國生產節約20％－30％的成本。
美國零售商面臨的縮短供應鏈交付周期和實現按時足額（OTIF）交付的目標與壓力（如果違反OTIF承諾，零售商會受到經濟處罰）也是促進美國增加墨西哥進口的原因。“墨西哥制造”可以幫助制造商用更少的營運資金滿足OTIF需求；與從亞洲進口相比，從墨西哥進口可使商品交付客戶的時間縮短75％。
此外，勞動力成本優勢、新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以及中美貿易戰的持續都促進了2019年墨西哥進口占比的增加。當然，墨西哥的持續增長還將取決于完善安全、道路、港口和其他必要基礎設施的投資，這些是美國將產能長期遷至墨西哥的基礎。
新冠疫情讓企業重新思考供應鏈韌性
2019年，美國企業一直在積極適應美中貿易戰，貿易的爭端為企業造成了相當嚴重的供應中斷危機。最為明顯的是，美國企業大幅削減了從中國進口的制成品，同時增加了從亞洲其他低成本國家或地區以及墨西哥的進口。這種轉變是相當大的，一些企業仍然相信，一旦貿易戰結束，進口可能會恢復到舊有模式，而另一些美國制造業則因風險推出“中國+1”的中長期亞洲供應鏈布局，這種基于商業風險的調整是產業鏈布局的合理調整，可能不會因為中美貿易戰的結束而改變。
然而，隨著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的暴發，短短幾個月，企業對供應鏈的思考又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變化。當中國還是疫情中心的時候，不少西方企業面臨中國供應斷供問題，討論集中于對中國制造高度依賴的風險。在疫情中心轉移至歐美后，這種討論不再占據主流，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造成的社會和經濟重創到底有多大尚不明確，但這無疑將是一次歷史性的打擊。在很多國家，社會和經濟活動基本停擺，同時中國疫情的控制和復工給歐美市場重啟經濟帶來希望和信心。如果下一輪疫情中心轉移至其他新興國家，中國在疫情控制和復工時展現的管理能力，可能讓一些歐美企業看到中國相對于其他新興國家的制造業優勢。
我們從本次疫情中吸取的教訓是重要而慘痛的。雖然貿易戰促使企業采取了一些明顯的調整措施，但全球疫情造成的大規模業務中斷將迫使企業從根本上對原有采購策略進行重新的思考，通過加強供應鏈的韌性來減少供應鏈中斷的風險，在其供應鏈決策中將大大提升其重要性， 而其對“韌性”的具體定義、亦即日后供應鏈的具體區域布局策略可能取決于本次疫情中其供應鏈布局對其業務中斷帶來的不同影響程度。
美國國內制造業前景展望
如果上述風險考量導致一部分企業減少對某些國家和地區供應鏈的依賴，這種進口結構調整是否會刺激美國國內制造業的蓬勃發展？似乎不太可能。即使中美貿易戰使中國制造業處于明顯劣勢，促使美國減少中國制造業進口，但美國制造業本身仍然存在很多局限性，致使2019年國內制造業零增長。這些局限性不利于美國制造業的復蘇。
就目前來看，美國國內制造業的熟練工仍然處于明顯的短缺狀態，而通過自動化實現生產力騰飛的長期承諾也尚未實現。雖然美國企業的確會更傾向于尋找新的采購方案，但他們仍然大部分希望寄托在低成本采購方案上。
科爾尼認為提升美國制造業競爭力的關鍵在于制造設備的升級與現代化，以及幫助工人做好適應新的制造環境的準備。為滿足這些必要條件，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頒布一項規定，允許企業在設備采購第一年內扣除折舊成本，而不是在資產生命周期內攤銷。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預測，這一政策將“刺激企業增加資本投資，提高工人生產率，從而促進工人工資上漲”。也就是說，政府希望企業能購買更多的自動化設備，提升生產率，提高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
自2017年12月TCJA通過后，制造商資本品采購訂單7個月內增長6％。然而，自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新的資本品采購一直處于乏力狀態（見圖8）。一種解釋可能是，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性影響超過了TCJA對生產資料投資的激勵作用。
注：TCJA 是指減稅和就業法案
資料來源：圣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科爾尼分析
即便如此，人們仍然希望看到TCJA通過后帶來的投資能促進生產率逐年增長，但美國勞工統計局的生產率數據顯示，事情并未如人們所愿。1997年到2010年，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指數（按產出除以工時計算）穩步增長，但此后一直停滯不前。2019年勞動生產率指數為98.58，僅比2018年的98.55高了3個基點。
許多制造商吹噓美國工廠大量投資設備自動化。但是，為什么這些投資沒能助力生產率的更大幅度增長呢？
其實，一些原因已經呼之欲出。和一些提高資產吞吐量或將工廠遷至低成本勞動力市場等更為普遍的做法相比，機器人以及其他以生產率為導向的生產資料投資，其回報率可能在短期內難以快速顯現。此外，即使實現自動化之后，國內生產成本往往仍然高于墨西哥或亞洲的生產成本。
此外，很多美國企業不愿意在本國生產網絡中大規模部署自動化是因為操作新自動化生產線所需的熟練工嚴重短缺。美國制造業勞動力市場連續10年持續緊縮。2019年，制造業工人的失業率為2.9％，創下歷史新低。因此，企業難以實現他們的一些目標。例如，富士康最近放緩并修訂了在威斯康星州投資100億美元建設平板電視和液晶顯示器工廠的原定計劃。富士康出于對勞動力可用性和制造成本的擔憂，已經選擇在該地建造一座技術含量較低的工廠。
為了增加勞動力供給，本屆美國政府敦促雇主開展職業培訓，這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國制造業協會2020年1月的調研顯示，有70％的制造商表示正在制定內部培訓計劃，或者擴展已有的培訓計劃。然而，根據制造業協會的預測，到2028年，美國可能仍然存在240萬個制造業崗位空缺。這一預測在過去五年幾乎沒有變化，盡管新冠病毒的暴發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很快就會改變這種情況。
總之，相對較高的生產成本、自動化和技術無法顯著提升國內生產率，以及熟練工的持續短缺，使得美國國內制造業的突然復蘇變得極不可能。美國政府疫情期間推出的鼓勵企業從中國回遷的搬遷費用補貼政策也只是杯水車薪，很難讓以工廠運營等綜合經濟效益為最重要決策依據的美國企業因此真正回遷制造業。
成本、風險與韌性
貿易戰使美國企業面臨難以控制的供應鏈中斷局面，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從積極的一面來說，貿易戰迫使美國企業充分意識到現代供應鏈中存在的內在脆弱性，也使中國外貿企業更為積極地尋求出口美國之外的業務機會，包括中國國內市場及其他出口市場等。
和新冠病毒造成的更大經濟和業務中斷影響相比，貿易戰僅僅算是一個前奏。疫情讓中美企業在短短三個月內受到更大的供應鏈中斷沖擊。疫情早期美國企業面臨供應鏈斷裂挑戰，而目前中國出口企業紛紛面臨出口訂單取消、市場中斷的困境。
疫情中正在經歷的一切更需要我們痛中思痛、重新思考。新冠病毒疫情應促使企業從根本上重新審視原有的供應鏈戰略制定標準，做出相應的調整。
三十年前，許多美國制造商開始在中國進行生產制造和采購，考量因素只有一個，即成本。而美中貿易戰促使美國生產商開始考量第二個因素——風險。因為關稅和中國進口中斷的威脅促使美國企業更充分地權衡供應保障與成本之間的平衡。新冠病毒疫情的暴發又為美國企業增加一個新的考量因素——供應鏈韌性，這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考量維度。
歷史上，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大罷工和SARS疫情等以往事件帶來的影響都是暫時性的，都能通過提高庫存或航空運力來解決。事實證明，貿易戰帶來的挑戰更難應對，企業在思考采購源時明顯變得不那么確定了。
目前的危機暴露了美國企業當前存在無法通過短期措施和小幅改變修補的漏洞。許多美國企業在疫情暴發前就很快用光了所有的庫存。部分對中國制造有著極強依賴性的美國企業發現幾乎找不到可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的替代方案。
我們很快又看到，中國核心制造基地供應的中斷只是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的開始。最近的各種事件清楚地說明，目前發生的種種事情正以任何人都無法預見的方式進行，粉碎了原有供應鏈戰略制定的假設基礎。
因此，企業需要制定能夠靈活感知和調整的供應鏈策略，增強對供應鏈韌性的重視，以便應對計劃外的需求和供應中斷。這是企業面對持續中斷時仍能保持盈利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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