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以下簡稱“上海光機所”）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共建的南京先進激光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南京激光院”）正式運營，自成立以來，南京激光院始終堅持為產業提供技術支撐的總體功能定位，打造集產業技術研發、技術轉移轉化、技術服務和中小型科技企業孵化“四位一體”的新型研發機構。2015年，加盟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省產研院”），成為首批8家正式加盟研究所之一。這個欲打造為國際一流的激光產業技術研究院，為國內激光領域的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任職常務副院長的周軍作為見證并伴隨其成長的一員，四年來，從科研到技術，從技術到產品，從產品到商品，在科技創新與產業轉化的道路上，每一段歷程都留下了堅實的足跡。
放哪兒都能生根
5月26日，上午指導研究生進行論文預答辯后，周軍就馬上高鐵從上海趕來南京，參加省產研院的座談會，下午3點多回到坐落于龍港科技園的南京激光院安排工作。16時15分，周軍從會議室走出，5分鐘后，他轉入另一間辦公室，隨即開始下一項工作議程。
這是他在南京激光院日常工作的一幕。幾年來，周軍在上海、南京兩地往來穿梭，在上海他帶領團隊負責激光相關國家項目的研發工作，在南京他具體負責南京激光院的日常工作。在理事會的領導下，他參與組建了百余人的研發和產業化團隊，在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轉移轉化和高科技企業孵化等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對運行模式、體制機制進行了大膽創新。
一切開展得井然有序。
時間推回到26年前，19歲的周軍對未來并沒有過多的設想，能考上大學就是他當時最大的夢想。20多年來的學習工作經歷，他也僅將此簡單地稱之為“找路子的過程”。
1991年，周軍考入山東曲阜師范大學，7年后在該獲光學專業碩士學位。談及為什么選擇光學專業，周軍說，“當時是因為有個免試保送研究生的機會，沒有過多考慮專業問題。自己是放哪兒都能成，干一行，愛一行。當時也不像現在這么咨詢發達，自己對外面世界了解的也少。隨著社會的發展，現在年輕人的個性強，也都有個人的發展規劃，有自己的發展目標，這很好。但當時，自己沒有考慮這么多，如果讓我從事其他專業，也一樣能做。”
研究生畢業后，周軍來到常熟高等專科學校（現常熟理工學院）物理系從事教學工作，他做過班主任，送過畢業班，并被評為校優秀班主任，至今他帶的物理96本科班的同學仍親切的稱他“周大哥”；他教過號稱物理專業四大天書中的量子力學、數學物理方法、熱力學統計這三門等課程，能把深奧的物理概念講的通俗易懂。雖然教學工作他做的也很好，單位領導也很認可，但他總感覺到自己專業能力有限，要想著更好發展，想著必須提高自己。“在當時的情況下，心想著如果能讀博，可能路子更寬些。這也不是為達到什么目標，就想通過考博來改變境況。”
2001年，周軍考入我國建立最早、規模最大的激光專業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師從我國著名激光專家樓祺洪研究員。
此時的中國剛剛推開21世紀的大門，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里，如何引領科技方向的發展，成為國家向前邁進至關重要的一環。在激光領域亦是如此。
當時，國際上高功率光纖激光研究剛剛起步，有著“中國激光之父”之譽的王之江院士判斷這將是高功率、高亮度激光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建議樓祺洪研究員啟動這方面的研究，周軍的博士研究方向也就定在了這個方向。“我確實非常幸運”，周軍不止一次的這樣說。
很快，周軍被光纖激光這一方向深深的吸引住了，并沉溺其中，讀博期間，周軍在樓祺洪研究員和王之江院士的指導下，在探索高功率光纖激光器的研究領域開辟出一番天地，所研發的系列光纖激光器均為國內當時最高功率水平。
“激光看起來是個很窄的研究方向，但它其實有很廣泛的應用，可以這么說，我們的現代社會已經離不開激光，國民經濟發展的眾多環節中，激光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可以說激光它就像是一種工具，運用在不同的方向、行業或產業，就能融合產生新學科方向、帶動新的產業。”
實現產業化遠難于搞科研
2007年9月，周軍具體參與組織的第101期東方科技論壇“高功率光纖激光器及其應用發展”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辦，來自全國從事光纖激光研發的專家發出強烈呼吁——我國應繼續加強光纖激光領域的研究，并盡快實現國產化和產業化。
然而，實現“兩化”之路任重道遠。
在當時，我國高功率光纖激光器依賴進口，其價格昂貴、供貨周期長不說，對于一些高性能的光纖激光器，對中國禁運。“受制于人是一件非常不爽的事情，必須實現光纖激光材料、相關器件的自主可控，必須實現高性能光纖激光器的國產化和產業化”，周軍說，“但當時，國內的在光纖激光產品化方面與國際發達國家差距確實非常非常大。”
近幾年，隨著市場應用的推動和國家需求的支持，我國的高功率光纖激光研究和產業化取得了快速發展。國產高功率光纖激光器已替代了相當一部分的進口，千瓦以下光纖激光器的國產化率已基本接近80-90%。
與其他高科技成果的產業轉化類似，高性能光纖激光研究取得突破，但實現產業化仍有一段路要走。天津激光技術研究所陳仕奇的研究報告中寫道：激光技術的應用與其它高新技術一樣，在國民經濟建設中應該發揮的作用遠沒有發揮出來。攻關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銜接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加上行業保護及部門所有制意識的存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高新技術向應用領域的滲透和擴散。
這一點，周軍也頗有感觸。2012年，上海光機所、嘉定高新區和歸國團隊合作，開啟了高功率光纖激光器產業化的探索之路。
“光纖激光器應用量大面廣，規模化的應用使得制造成本降低，同時光纖激光本身的結構特點，也極大地降低了生產裝配的門檻”，由細如發絲的光纖產生和傳輸的高功率激光，可將金屬熔化。光纖激光技術指標方面的優勢以及全光纖柔性化傳輸的特點，使得其廣泛應用在工業造船、飛機和汽車制造、航空航天以及3D打印等領域。與傳統二氧化碳激光器相比，光纖激光器的耗電量僅為其五分之一，體積只有其十分之一，但速度更快，且無污染、無耗材。
“當前的自動控制技術與光纖激光技術相結合，對使用光纖激光器的應用客戶而言，操作要求也相應的更加簡單便捷。基于光纖激光的智能激光制造技術和應用裝備將會更受客戶歡迎。”這就是周軍腦海里展現的產業化概念。
但，他始終覺得，“這個腦筋動得太晚！如果在博士畢業時，有目前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有相關的產業導師指引，我們光纖激光產業化的發展可能就會有很大不同”，“但也未可知，產業化和科研是兩碼事，產業化更難”，他隨后補充到。
當然，他也明白，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不可能很好兼顧。“從2001到2013年，我一直全身心都在從事光纖激光的研發工作。如果讓現在的我完全離開技術研發，而去產業化，可能性不大，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小。研究人員做產業化，只有全身心投入，也只能說才有可能成功。如果既想做產業化，又想在科研方面有所成就，這非常難，二者很難兼得。所以說，做產業化的人通常需要all in，全身心地投入進去。做產業化可比搞科研難多了。”
做通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項目，更多的考慮“如何完成項目任務指標，只要技術方案得到了驗證，獲得了更好的技術指標，發表了高水平的學術論文，那就是成功的。而至于可靠性、成本、是否便于產業化等等應用關心的問題，科研人員不太關心。”
但一旦將科研成果繼續實現產業化需要的要素就會更多，“科技成果大多是在某項或某幾項關鍵技術指標上取得了突破，解決了一些關鍵技術，這當然非常非常重要。但作為產品，要求的綜合性能，需要從用戶的角度來提供總體解決方案和產品，要可靠穩定，大多數情況下，不需要太高精尖的技術指標，但只要能穩定可靠性，能解決客戶和產業需求，就可以了。”
“產業化和科研是兩種思路。產業化的核心是市場，而這市場也并不是意味著所有好東西都能銷售出去，產業化所受的影響因素非常多。有好的技術成果，僅僅是其中一個方面。”
一只特殊的“孵化器”
2013年4月，南京激光院正式開始運轉，受理事會聘任，周軍擔任常務副院長，負責研究院的日常運營、產業技術研發和轉移轉化等工作。
“南京開發區和上海光機所共同建立的這個新型機構，不是希望復制上海光機所的模式，再建一個分所，這樣沒有任何意義！而是希望依托上海光機所的技術成果與科技人才，以及在行業內的影響力，吸引包括上海光機所以及國內外其他科研院所的人才和技術資源，面向產業發展和企業需求，開展激光與光電的產業技術研發、技術服務、轉移轉化和企業孵化，從而服務地方經濟建設和產業轉型升級。歸根結底，就是發展激光產業。”
正如所有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一樣，這一新興事物的發展也會遇到一些障礙，南京激光院的發展之路也沒有那么一帆風順。但好在有上海光機所和南京開發區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加盟省產研院之后，作為江蘇省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在政策引導、資金支持、產業對接等方面給予了全面支持，幫我們逐步克服發展中的困難”。
“新型研發機構本身就是一個新興事物，在初期的運作必然會面臨許多難題。我們的大學或研究所，本身發展了很多年，已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制度流程和管理體系，它們還能按照慣例走路。但我們這種新型研發機構就是為解決長期以來國家科研成果轉移轉化難而設立的，如何搭起技術與產品的橋梁，實現科研成果轉移轉型是急需解決的難題。”
2016年6月，新華社播發《“三無”“四不像”——新型研發機構能否書寫中國創新新格局？》，文章指出，這些曾被稱為“三無”（無級別、無經費、無編制）、“四不像”（不完全像大學、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業，還不完全像事業單位）的企業單位，現已成為資本市場的寵兒、新三板的常客、跨國科研交流的生力軍。
而南京激光院也正是這樣一種存在。
這支百余人的激光與光電專業的產業技術研發和管理團隊，除周軍等10余人外，其他人員均為80后，“所以，結合研究院本身的定位，我們合作的過程更像一群年輕人在創業”。
工作熱情與科研能力的合二為一，使研究團隊在整個研究院的運行中扮演著一種類似特殊“孵化器”的角色。
周軍表示，這種特殊性主要體現在技術與企業需求的緊密對接的精準研發上，“大學與科研院所產出的技術成果，盡管能在國際占據領先地位，但也只是對單項技術的突破，然而企業要求的是解決方案。在這過程中，我們根據產業和企業需求，引進科技成果進行二次開發，把技術成果工程化和產品化，然后再打包轉讓給企業，或者通過與資本基金結合，新成立公司，實現規模生產、實現商品化”，“我們研究院本身不從事產品的規模生產，不與企業爭產品之利”。
于是，南京激光院便由此推出新型的發展模式，鼓勵研發人員帶著技術孵化高科技公司，且團隊能占有相應的股權。研究院成立之初，便制定了股權激勵的制度——“30%原則”，即研發人員帶著技術成立公司，其研發團隊在公司所占股份原則上不低于30%，研究院在公司所占股份原則上不高于30%。“團隊在公司享有更大權益，才能發揮潛力，才能使它發展得更好。”周軍說。
“占股不控股，幫忙不添亂”，對新孵化的公司，研究院一直秉持著這樣一種理念，“發展過程中公司若需研究院的支持，研究院會盡可能提供幫助，但在運行中研究院絕不會過分干涉公司的發展。公司在市場中摸爬滾打，尋找自己的定位”，“但不是研究院對企業就不‘管’了，對孵化企業研究院在知識產權、管理、培訓、財稅、市場對接等方面會組織相關活動，提供全方位支撐服務。”
據悉，南京激光院聯合紅塔證券成立了中科紅塔激光產業基金，將重點扶持處于初創期和成長期的激光與光電領域的相關企業，助力激光產業發展。
科研與管理，什么更得心應手？
在他人看來，從科研到管理，周軍的轉型是成功的，但周軍本人并不這么認為，他一直說自己其實一直在探索，這個過程并不容易。
4年多的時間，讓周軍在企業規劃與產業管理上累積了一定經驗，但面對突發情況仍會有些力不從心，“做管理者，更多需要解決問題，處理好各種關系，對于這種新型研發機構，還需要具有敏銳的市場觀察能力。但對于長期從事科研的人來說，恰恰是最不擅長的。”
目前國內絕大多數這種自收自支事業法人單位新型研發機構的核心管理人員都來自科研院所或高校，大多是科研人員出身，本身也有國家科研任務，周軍作為其中的典型之一，深感轉型不易，“我們這類人在管理中的最大問題就是太過人性化。研發工作的習慣養成了只要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會去麻煩別人，自己的要求又通常會非常高。因此凡事都會盡可能親力親為，常常是‘五加二，白加黑’，這樣既會使自己太過疲憊，而且在管理方面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拋開管理運行，作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實際上也就是市場化運營的企業，市場運行的風浪也讓周軍感到面臨許多未知，但他并沒有退卻。
“我們的特長在技術研發，不在市場，市場是短板，需要持續不斷地補充。而技術研發是最燒錢還可能看不見‘冒泡兒’的事情，即使在實驗室里得到很好驗證的產品，轉化后，不一定是擁有很好市場的商品。我們技術研發和二次開發投入了資金，也實現了工程化產品轉移轉化到公司，通過無形資產占有了一定的公司股權，按說完成了研究院的任務。但由于市場方面不可知的因素，以及孵化公司運行中的不確定因素，若干年后，我們研究院所占有的股權不一定能有資金收回。即使有股權分紅或股權出售的資金回饋，和研發投入也有至少5年的時間差，這對我們自收自支研究院的可持續發展還是有較大影響的。”周軍說，另外，他又補充道“做科研項目時我想的是如何合理合規的花錢，在激光院，我更多地想的是如何掙錢，保證現金流正常。”
“所以，我們在產業技術研發項目的選擇上，既考慮‘長遠發展’，也考慮‘眼前生存’，因此一方面我們瞄準產業和行業發展趨勢，進行一些具有重大市場前景的技術和產品項目研發，為后續可持續發展做布局，另一方面我們也針對企業的現實需求，做一些‘短平快’的技術開發和服務項目，以盡快實現資金回流，保證正常運行。”
“只要平衡好二者的關系，再加上政府在籌建期的支持，我對研究院的發展滿懷信心。通過幾年的時間，相信我們孵化參股的企業有的就發展起來了，哪怕只有幾家發展起來了，通過適當的股權分紅或出售，研究院就會有一定的現金回流，到時，我們再投入進行新技術的研發，這樣形成正反饋后，就好了。”周軍這樣說到。
“激光產業在市場的投入將會越來越多，其應用也會越來越廣泛。”周軍堅信，對于激光只要能找到其合適的新應用，就會帶來新的市場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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