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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峰會召開在即，在此之前，“一帶一路”倡議在國外已經很知名，您了解的情況怎樣?
 

李君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中國2017年第一場主場外交活動。“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9月和10月正式提出來后，到目前不滿4年，但是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參與，其中有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了合作協議。這次高峰論壇的舉行地點在中國，而且討論的是中國倡議，因此意義非同尋常。

 

環球時報：“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前兩年，很多人不知道它指什么、做什么，從那時的許多人“不了解”到現在的赫赫有名，其間發生了什么?

李君如：要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必須把它同經濟全球化聯系起來，放到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去認識和理解。在“一帶一路”倡議剛提出來的時候，國際社會有積極呼應的，也有冷眼旁觀的、惡意誹謗的。有人說這是中國將產能過剩的危機轉嫁給他人，有人說這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也有人說這是新殖民主義，更有人說這是中國排斥歐美之舉。現在，這樣那樣的說法都應該澄清了。如果我們把“一帶一路”倡議同當今世界上出現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對比一下，就可以發現，“一帶一路”的本質要求是經濟全球化。中國提出這一倡議不僅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要求，而且把經濟全球化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形成了一個新格局。

 

為什么說“一帶一路”是把經濟全球化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新格局?

李君如：關于經濟全球化，我的看法是，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它不是哪個人人為推動起來的，而是社會化生產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經歷過很多輪，最近這一輪是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但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有反全球化運動加以抗衡。這三四十年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直在斗，但經濟全球化仍勢不可當。

 

與此同時，我們黨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之初就已經注意到，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有長處，也有局限性。我們為此制定了“趨利避害”的對策。

 

就西方國家來講，他們最初逼迫中國融入全球化是有意識形態考慮的，希望逼迫中國進入西方體系，結果失算了。他們萬萬沒想到，參與全球化給中國提供了機會，使中國發展起來。

 

現在，經濟全球化之所以遇到很多挫折，主要是因為：第一，這一輪經濟全球化是西方主導的，在資本的趨利性指導下，西方國家的經濟出現了空心化趨勢，他們國內的就業等問題越來越嚴重;第二，西方國家一方面大量依賴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另一方面又以為名限制高新技術出口，導致國際貿易出現了大量逆差，致使有些國家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第三，對金融監管失控，虛擬經濟為投機經濟打開通道，藍領底層的生活受到傷害，白領中產階級下層的生活也受到影響，內部社會矛盾的激化導致民粹主義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擴大了影響。這與其說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問題，還不如說是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問題。

 

搞清楚這些是是非非，可以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不能說是經濟全球化走到了終結之點，而只能說經濟全球化走到了歷史性的轉折點。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出現的問題，要求我們改革國際經濟秩序，完善全球經濟共治。由此推動經濟全球化進入新階段。

 

這里，我特別要指出的是，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和推進是由技術支撐的。過去的經濟全球化依托的是航海技術，因此經濟全球化主要是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洋經濟全球化。現在則不同了，除了集裝箱航運技術外，高速公路和高鐵的出現把內陸經濟同海洋經濟打通了。我們的“一帶一路”就是個標志。比如鐵路以連云港為起點，可以穿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到達歐洲。最近媒體報道的從義烏到歐洲的中歐班列，就是一個象征。這樣的經濟全球化已經不是大西洋經濟的全球化，也不是太平洋經濟的全球化，而是海洋經濟和內陸經濟打通了的經濟全球化。

 

現在的經濟全球化，確實在形成一個全新的格局。所以，“一帶一路”的意義絕對不是只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貿易的問題，而是整個經濟全球化進入新階段的標志。

 

 

我們在報道中發現，很多國家對“一帶一路”感興趣，但如何對接是個大問題，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李君如：“對接”這個概念，是中國提出的。這是一個技術性的概念。還有一個更高層次的概念，也是中國提出的，屬于價值觀性質的概念，叫做“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概念都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非常好，有針對性，可以避免人家的誤讀。

 

我這里所說的“誤讀”，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于文化差異產生的“誤讀”。去年我從新疆出發，到中亞的哈薩克斯坦、西亞的土耳其走了一趟。在實地考察中，發現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海上絲綢之路”，它穿越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文化多元區域。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要推進“一帶一路”，必須按照習近平主席所說的要解決好“民心相通”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帶一路”主要是“經貿一帶一路”，但又不單純是“經貿一帶一路”，還要走通“文化一帶一路”，用“文化一帶一路”來支撐“經貿一帶一路”。當然，文化的“對接”非常不容易。關鍵是要找到各方的“文化認同點”。

 

另一種是由于地緣政治產生的“誤讀”。去年我從新疆出發考察前，先在那里參加了中亞五國、南高加索三國政要和專家學者出席的研討會，聽取他們對推進“一帶一路”的看法。大家幾乎異口同聲贊揚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路”倡議，但又毫不隱瞞地向我們傾吐他們的苦楚。那就是，他們在地緣政治框架下，不得不面臨一個“選邊站”的問題。我在會上介紹了習近平主席關于“對接”的思想，比如“一帶一路”倡議是和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對接的，更是和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對接的。因此，我們不需要他們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選邊站”。他們則表示不選邊不行，有的說在安全上只能選俄羅斯，在經濟上可以選中國。因此，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外交上必須進一步處理好我國同俄羅斯、印度等地緣政治中一些關鍵國家的關系。

 

現在提到“一帶一路”，好像進展比較大的是陸上絲路，海上絲路建設會因此滯后嗎?
 

李君如：“海上絲綢之路”主要依靠航海技術和信息化。高鐵、高速公路將內陸打通，“海上絲綢之路”則比較缺乏新的技術手段。“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很多是島國，他們既希望中國過去，也擔心影響同印度、美歐的關系。而我們的航海技術尚未像高速公路、高鐵那樣有新的突破，支付寶之類的信息化產品那些國家又不用。不過我認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情況不用太擔心，因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打通后產生的輻射力很重要。

 

當今世界，一面是貿易保護主義、民粹風潮在興起，一面是“一帶一路”受到歡迎，它們既并列前行，又相互關聯，這體現了當今世界的什么特征?

李君如：以西方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矛盾之一是內部矛盾，即社會結構分化，底層民眾生活困難。這使得發展中國家受挫，普通民眾得到的利益不多。西方國家為了搞資本擴張，在全球搞跨國公司，實體經濟出去了，從他們的國家來講，錢越來越多，而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這是他們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內部矛盾，是他們造成的。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一是西方發達國家本國利益與全球利益的矛盾;二是他們國內資本利益與人民利益的矛盾。

 

中國這幾年除了參與經濟全球化，很注意化解社會矛盾，做了很多脫貧致富的工作。西方國家缺少這一塊。現在發展中國家已經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