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
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高金）主辦的“上海金融論壇”于2017年1月14日在上海舉辦。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在圓桌討論環節表示，中國的制造業已經從整體上來看超過了美國的制造業，但從公司的盈利角度來看，美國制造業它的盈利能力要比中國的公司高很多。
以下為討論實錄
張春：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中國下一步增長，第三產業的增長是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第二個問題，是跟剛剛拉格拉姆·拉詹回答，你剛剛說了中國政府往往要做一個事，剛剛拉格拉姆·拉詹是要培訓，中國政府是不是在第三產業的增長需要做什么改革，才能推動第三產業的增長，因為你剛剛講了改革很重要。
朱民：在中國和美國我們應該更多的關注放緩，你如果把它看作是一個制造業價值鏈的一個正常的一個變化，我覺得這是增長模式其中一個正常的變化，我給你一個例子在2013年中國制造業總的增加值要比美國多，第一次超過了美國，也就是說中國的制造業已經從整體上來看超過了美國的制造業，當然中國的制造業非常強。但是我們仔細來看，其中有兩個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是美國的制造業，雖然相比中國沒有中國的規模那么大，但是美國的制造業更多關注的是技術密集型，像飛機制造和高科技領域，而中國的制造業還是更多關注低端。更有意思一個現象，從公司的盈利角度來看，美國制造業它的盈利能力要比中國的公司高很多。
因為我們講增加值，你要看企業的盈利能力，中國制造業的規模雖然大，但是盈利能力遠不如美國的制造業，所以不能說美國的制造業衰退，它只是朝著價值鏈更高的方向去發展。在德國，德國關注知識經濟，這也是制造業高端的一個范圍，然后所有其他的產品都交到其他國家去做，中國也是類似的。對我來說，中國制造業還有更多的升級的空間，朝著技術密集型的方向，更加附加值的方向去努力提升，當然這個做起來并不是很容易，中國也要把這種勞動力密集型保留在中國，盡管剛才魏教授也提到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非常高。如果我們看各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歷史的話。
張春：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先要走高端升級，然后再做服務業嗎？
朱民：不是，我們其實是兩個方向一起走，對中國來講制造業還有很大的升級空間、提升空間，對服務業我們在談服務業第三產業的貢獻，剛才魏教授也講到了服務業，另外他也提到了從制造業轉型向服務業轉型的時候，我們也要依賴一些技術。我還是想強調制造業的升級在中國還有很大的空間，這是我想強調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第二個概念是關于概念性的，我們不能把兩個概念混淆，一個是結構再平衡，還有一個是結構改革，這兩個不能混淆，結構再平衡，因為我們有行業方面的一些問題，比如說制造業比例在高，服務行業比例太低，結構再平衡更多的是希望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來解決資源分配的一些障礙，能夠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而這個結構化改革關注的是全生產要素增長，但是這兩個政策都是應該以市場為導向的，我覺得這兩個概念我們應該分開來看。
再回到你的問題，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升級空間很大，要更多的依靠規模效益，要朝向以知識為導向的方向去邁進，把我們過去積累的經驗和能力結合新科技的發展，來帶動制造業的升級。另外一方面，服務行業也將會是一個新的驅動因素，增長的一個驅動力，因為從行業角度來看，我們制造業還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嗎？比如說鋼鐵行業，鋼鐵的增長放緩，我們要有大量的服務業的發展來消化鋼鐵行業所造成的一個就業崗位的丟失，所以服務行業要加快發展來推進這個全要素勞動力的發展。所以我們需要有政策來支持這個制造業的升級，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有政策能夠推動服務行業的生產效率的提升，這個應該是兩手都要硬，兩方面都要看重。剛才我們也講到了以市場為導向，這個是必不可少的。
提問1：你怎么看美聯儲在2017年的政策對中國經濟有什么樣的影響
朱民：我覺得這個利率和資產出售是兩個很重要的工具，利率可能是美聯儲考慮最多的，而且還會繼續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操作，特別是在特朗普經濟政策清晰之后，可能會引起美國通貨膨脹，所以美聯儲在今后12個月還是有升息的壓力。我覺得這個現在還不是很清楚，而資產的出售是和利率完全不同的一個工具。另外一方面，美聯儲的升息對全球毫無疑問是有影響的，日本的利率大家可以看還是處在負利率階段，很多央行的政策出現了不同的方向，會造成資產的流動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一些不確定性，總的來說2017年我們還是會看到一些波動。
另外，如果美聯儲持續的升息，市場現在關注的是基金的收益率還是比較低的，即使特朗普上臺，美聯儲對利息的調整也會影響到整個基金的這樣一個收益率。2013年的這個動作對市場就產生了影響，基本的基金率，這個風險將會進行重新定義，全球的資產也會進行重新的配置，這會造成資本市場大幅的波動，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上臺之后是利率上升的。如果我們看2013年5月的話，出現的影響也可能會再次出現。
第三點，因為利率的上升美元也會走強，我們再看以前過去六周美元已經增長了5%，這是歷史上增長最快的一段時期，而且還會有走強的趨勢，美元走強會造成幾個問題，如果你的債務是以美元計價的，這個壓力就比較大，而且如果當地市場更多的是依靠美國的資金進入的話，也會有問題。我們看到美元指數走強的是在97年、98年經歷過，我們預測美元還會走強，還會上漲，所以造成金融風險增大。
對中國來說，我覺得直接的影響或者貿易和其他方面的影響還是有限的，我們知道全球市場之間的這種聯系這么緊密，毫無疑問會造成影響，特別是在新的特朗普經濟政策實施之后，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債券利率上升，而中國的債券利率也上升很快，而且是十年的利率收益率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市場是相關度非常高。而且兩個市場的這樣一個調整的方向也是非常的一致，這毫無疑問對人民幣會造成壓力，而且也會看到資金會從新興市場回流到美國，也會對中國市場造成更大的一些波動性，我覺得對于中國公司，中國政策制定者來說應該要考慮的。
提問2：現在國內去產能還有供給側改革在如火如荼進行中，山西以單純的煤炭行業為支柱的省，正好是發生大規模的去產能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您認為流向服務業，您認為服務業足夠支撐這么多勞動力進行再就業嗎？
朱民：去產能其實具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結構的因素，因為如果市場經濟自然的倒向周期波動，我們就認為總會有周期性調整，產能是在不斷調整的，但是如果產能是持續性的過剩，那一定是結構問題，所以在中國的煤比如說產能過剩到今天這個情況下，那是結構問題，它也有周期問題，所以這個雙重的調整這是特別困難的，還涉及到企業利潤和經濟增長，更多的涉及到工作，所以在做結構改革的時候考慮就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與此同時，當我們從煤的結構轉向其他的時候，我們也要考慮其他有沒有新興的創新的工業其他行業，這個矛盾能不能轉過去，服務業能不能轉過去，在這個時候政策是起特別大的作用，政策補償，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國際經驗，政策引導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更強，政策支持服務業還有其他新興行業能夠吸引勞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考慮去產能的時候，其實我們應該更多的考慮勞動力市場以及新興產業的支持的問題，只有這樣配合起來才能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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