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誕節是個很特殊的日子。在這個西方最重要的節日里，中國同樣張燈結彩，國人互相祝福并且饋贈禮物。該節日的普及，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強勢輸出的表現之一。
普遍觀念認為，如今的中美已經“離不開彼此”。中國人需要好萊塢、iPhone、迪士尼，美國人的生活里則充斥著“中國制造”。
美國輸出品牌和文化，中國通過便宜好用的產品賺美鈔，在過去的20幾年間，這是中美關系的縮影。
但種種跡象標明，美國正希望改變甚至打破這樣的關系。
最近一個多月出現了很多“刷屏”事件。“富士康要去美國建廠”、“iPhone極有可能提價”、“曹德旺跑了”、“特朗普放言大減稅引發世界恐慌”……這些財經熱聞的背后，實際有一條同樣的主線——美國的“制造業回流”戰略。
特朗普的競選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他和希拉里都認為要大幅度調整世界貿易關系，少買國外商品，賺更多美元。“制造業回流”是特朗普“復興美國”的重要途徑，競選前后，他的很多言論都和這一戰略相關。
那么，什么是制造業回流，如何回流；這一戰略將對中國制造產生怎樣的沖擊和影響；最重要的是，美國人會搶走中國人的飯碗嗎？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制造業回流是美國人提出的概念。在美國主流觀念里，國家仍然掌控著世界高尖精端制造業的命脈，比如黑鷹無人偵察機、波音客機，以及半導體設計等高利潤產品。
因此，“回流”的本質針對的是消費級別的工業制造品，也就是中國公知常言的“沒有科技含量”的產品。
之所以說“回流”，因為美國曾是這類產品的最大輸出國。和如今的“Made in China”類似，美國也曾為世界貢獻了大量便宜、優質、好用的產品。
二戰結束后，美國的工業產值和GDP曾占世界的一半以上，GDP達3054億美元。這期間，乘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春風，美國企業在電和內燃機應用領域實現了一系列突破，締造了大量明星產品，如亞美利加游艇、辛格縫紉機、麥考密克收割機等等。
借助制造業的高速發展，美國依靠貿易順差順利解決了羅斯福執政時期激增的國債問題。
1980年，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開始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大名鼎鼎的“里根減稅”。
減稅的目的是減少企業負擔，拉動企業增加各項投資、搞創新、創造就業，但實際結果是，高收入人群增加、企業負擔大規模減少后，美國本土的新增投資并沒有突破性擴大。
在當時高新技術產業和軍備競賽為核心的國家策略中，制造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美國經濟的中心逐步從制造業轉向了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大量資本從本土制造業撤出，部分大學甚至關閉了制造技術和制造科學的相關課程，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科技、金融產業的快速發展。
不斷積累的資本開始尋找生產要素新的價格洼地，因此流向了世界各地，美國的“去工業化”就此展開。
美國的“去工業化”和如今中國的情況有幾分相似：國內的勞動力成本不斷提升，資本順勢將目光轉向海外；投向制造業的資金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更多熱錢流向了其他領域（比如當下的互聯網和房地產）。
亞洲是美國主要的價格洼地，向亞洲轉移工業能力的同時，美國也向其開放了產品需求，因此，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三來一補”貿易成了大量中國企業發家的根基。簡而言之，美國的去工業化進程，也是中國乃至亞洲工業化進程的開始。
這樣的情況持續到新世紀，美國內部開始出現不和諧的聲音。隨著就業率不斷降低，金融業屢遭事故，有觀點認為金融和服務產業不能或者不應該成為美國經濟的支柱。這樣的聲音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達到頂峰。
奧巴馬上臺后，重振制造業在時隔數十年后再度成為美國國家戰略。2009年，美國政府拿出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期間，奧巴馬第一次提出了“制造業回流”的理念。由此可見，制造業回流并不是特朗普的“發明”，只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奧巴馬政府就該戰略做了很多工作，曹德旺和郭臺銘提到的美國各州土地優惠和各項政策補貼，均是幾年前便定下的。
奧巴馬執政期間，制造業回流在美國本土引起了很大反響，但中國對此關注寥寥。其根本原因在于，彼時的中國制造業、實體經濟仍呈上升趨勢，對大洋彼岸的動作不甚關心。而特朗普競選成功、大喊“重振制造業”時，恰逢中國經濟下行，實體經濟、制造業的矛盾和問題集中凸顯，這才引發輿論的大討論。
◆8年時間 乏善可陳
特朗普約談庫克，要求蘋果將產品的組裝搬回美國，這件事在中國頗為轟動。但實際上，特朗普只是在重復奧巴馬的行為。
奧巴馬曾多次要求美國企業遷回工廠。2010年，喬布斯受邀白宮赴宴，席間奧巴馬問：能不能把蘋果產品的組裝搬回美國？喬幫主詭異一笑，回答說：“它們永遠也回不來了。”這個橋段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廣泛傳播。
除約談蘋果外，奧巴馬還多次為制造業回流站臺。2011年白宮的“Insourcing American Jobs”論壇上，他對臺下的企業家們說：“我國有最能干的工人、最好的大學和最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各位的報國精神正是當下亟需的，因為中產們都快崩潰了。你們把工廠搬回美國，我很欣慰。我想向那些落后份子說一聲，請盡快趕上。因為有付出就會有回報，有擔當才有你的份。”
但是做了大量臺前幕后的工作，奧巴馬的“制造業回流大計”卻并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從表面上看，制造業回流有一些成績。2010年，美國跨國企業中僅有16家選擇回流，2011年達到64家，2012年104家，2013年210家，2014年300多家……每年的增幅超過100%，其中不乏通用電氣、福特汽車這樣擁有全球產業鏈的老牌強企。
這些企業的回流作為知名案例被廣泛報道，期間，咨詢公司也出來為政府的政策豎大旗。
近期的曹德旺投資美國事件中，大量媒體引用波士頓咨詢（BCG）2015年發布的報告，該報告稱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經濟體中，以美國為基準（100），中國的制造成本指數是96，即同樣一件產品，在美國制造成本是1美元，在中國則需要0.96美元，雙方的成本已經相差無幾。
而華商韜略（微信號：hstl8888）梳理波士頓咨詢過去幾年的相關報告發現，幾乎每一年，該機構都有多份針對美國制造業競爭力的報告出臺，可謂政府的“站臺方”之一。
2012年4月，波士頓咨詢稱調查發現資產100億美元的美國企業中，有37%正著手或考慮將其產品生產從中國移回美國；2014年4月，波士頓咨詢又發布了一份制造業競爭力綜合指數，其中美國排名第二，僅次于中國，而在一些關鍵指數，比如生產率增速、能源成本和匯率等方面，美國均強于中國。
在這些有利數據的支撐下，美國的制造業回流卻并沒有呈現井噴的趨勢。雖然回流的企業逐年遞增，但在更多宏觀的數據面前，這些數字絲毫不具說服力。
制造業回流的目標之一是創造更多就業崗位。2014年，美國制造業總就業人數為1220萬，占總就業份額為8.8%，而在金融危機前的2005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1420萬，占總就業的10.6%。實際上，自從1976年以來，制造業占美國總就業數的份額，不管在經濟擴張期還是衰退期，每年都在下降。
另一方面，美國回流企業的數字，和其整體企業發展狀況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美國的跨國公司有超過25000家海外子公司，全球雇員超過3600萬人。關于制造業回流的新聞，往往只關注單向流動，事實上，在回流的同時，有更多的美國公司正擴大其外包業務。即使是那些因回流而廣受關注的企業，其同時期外包業務的增長也大于回流。
科爾尼咨詢在2015年發布了美國回流指數（Reshoring Index），標明了美國制造業進口的年度變化和總產出變化。該數據標明，在過去的幾年里，美國制造業外包產品進口（美國企業在海外生產產品，拿回美國銷售）的增速，遠遠超過了其國內制造業總產出的增速。
其他數據也表明美國制造業回流的成績不甚理想。2015年的進出口數據顯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包羅萬象，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客機、大豆和逐年下滑的半導體，是年，中國的順差達到了創紀錄的3567億美元之巨。
出于上述一系列數據和實際表現，美國國內有觀念認為：在奧巴馬大舉制造業回流口號的8年里，除了國債翻了一倍外，其他成績不值一提。
奧巴馬的決心顯而易見，相關政策和優惠也很“到位”，為什么制造業回流推了8年推不動？
◆中國“人”的優勢
美國企業將工廠遷往中國、越南、墨西哥等地，一個眾所周知的原因是人力成本。
從人力的角度出發，制造類企業可以簡單地劃分為三類：非勞動密集型，勞動密集型（重基礎勞動力），勞動密集型（重技術勞動力）。
這其中，美國制造業的最新政策，使得其在非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資本土地密集型產業內有很大優勢，曹德旺所在的玻璃行業是典型的自動化程度高、能耗高、資源密集型的產業，該產業海外份額大、稅收抵，這是曹德旺不斷在海外建廠的根本原因。
在重基礎勞動力的行業內，美國不具備競爭力，中國的優勢也在逐年下降。出于貨幣政策、CPI等綜合因素，國內勞動力的工資上升速度非常快，2010年的工資是2000年的3倍多，并且至今仍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上漲。在這樣的趨勢下，2016年美國藍領的薪酬依舊是國內的8倍多，因此重基礎勞動力產業短期內回流美國并不現實。
出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美國對中國的外包業務呈現小幅度下降趨勢，這部分業務從一個發展中國家遷徙到了另一個發展中國家。2010-12年期間，美國對中國的外包業務增長放緩，對泰國、巴西、菲律賓、墨西哥的外包業務量卻大幅度增長，其中主要增長來源于重基礎勞動力產業。
而在重技術勞動力領域，人力成本不再是跨國企業考量的唯一標準。
去年，庫克在接受美國專訪時曾說：蘋果選擇在中國生產iPhone，并非出于工資低，而是因為中國有著無可比擬的技工優勢。
“中國非常重視制造業，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職業技術。美國已經很多年停止培育多元化工種。你把美國所有的機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們所在的房間就裝滿，而中國呢，你恐怕得好幾個足球場才放得下。”庫克說。
在需要靈活性和技術活的制造業內，中國的代工廠仍然擁有世界第一無二的優勢。而提到靈活性和技術活，中國企業還有一項冠絕全球的本領，即通過管理等綜合措施，將成本壓縮到極致。
中國制造是便宜、甚至廉價的代名詞，這種觀念中有一個誤區：中國的大部分制造業只能生產便宜、劣質的產品，沒有能力生產高質量產品。
不僅美國消費者持有這樣的錯誤觀念，國內抱有同樣想法的受眾也不在少數。實際上，在非常多的產業內，中國企業已經有能力制造非常高質量的產品。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誤區，實際是由消費者的需求所決定的：消費者希望20美元買到一款產品，那代工廠就得做到10美元的能力。所謂1分價錢1分貨，“中國生產劣質產品是消費者想要便宜產品和美國公司試圖讓成本降低幾百萬美元共同作用下的結果”——這是甲骨文前副總裁對于“為什么中國沒有能力生產高質量產品”這一問題的解答。
換言之，在梯式的產品鏈條上，從低檔到中高檔，中國企業都有能力將價格做到最低，對于一眾跨國企業而言，這是最基本的需求邏輯。
問題在于，在中國制造業發展速度放緩、美國高舉制造大旗的當下，未來的幾年內，這一邏輯會不會發生變化？
這并不是一個新話題，過去數年間，中美業界已經就此展開了諸多討論。2014年12月，應華商韜略（微信號：hstl8888）邀請，香港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企業家之一、香港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蒞臨北大做主題演講。期間，陳啟宗大膽預言，美國不僅會在科技和創新領域保持世界領先，其制造業也將重新崛起，成為世界最強的生產大國。
在陳啟宗看來，美國在資源、資金、科技方面均占據優勢，唯一的弱項在于“人力”。人力過去一直是制造業的核心要素，但在智能化取代人工作業的將來，美國制造的唯一弱項將被彌補。
其“科技替代人力”的言論，如今已經成了熱議的焦點：特朗普就職期間，美國有沒有能力通過科技與智能化將生產成本進一步降低，并通過能源、土地、稅收、物流等一系列綜合成本擊敗中國制造？
◆很難實現的目標
特朗普展現了很強的“讓美國制造業再次偉大”、“將工廠遷回美國”的決心。
競選成功后，他聲稱將通過各種手段促使海外美國企業將生產線搬回美國，并且鼓勵全球企業到美國投資建廠。在其新政中，特朗普將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使現行所得稅從35%降至15%。除大減稅外，特朗普還計劃廢除使美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處于不利境地的稅收條款，將跨國公司海外收入的稅率降為8.75%。
和奧巴馬時期類似，一批頂尖公司帶頭就政策做出了積極表態。報道稱，包括蘋果在內的一批大公司正計劃在美國本土投資并興建工廠。美國制造業預計將實現近10%的年增長率，從而成為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領域和新引擎。
“美國制造業將重回全球制造業的中心地位，甚至在未來取代中國成為制造業產值第一大國。”相關評論如是稱。
美國會在制造業整體上擊敗中國嗎？結合整體因素而言，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至少在特朗普任期內，這個目標很難實現。
這是一個“用腳投票”便可以預見的結論。特朗普的政策有能力拿到美國甚至全球的投資，擴大基建和制造業規模，但是綜合各項成本，美國制造業回流后其生產成本必定提升，消費品價格也會提高。
目前綜合包括土地、能耗、物流、稅收在內的各項成本，資本/能源/土地密集型的企業，其美國生產成本和中國相當，而在其他對勞動力有更多、更高要求的領域內，美國制造仍不具備成本的競爭力，而后者恰是目前制造類企業的多數派。
就進出口而言，如果不提高進口商品關稅，美國消費者仍然會選擇便宜的進口產品，如果提高關稅，等同于提升了美國人的生活成本，對沖了投資和增加就業帶來的部分工資收入。
而特朗普想要實現“世界工廠”的目標，困難度則更升一級——這意味著美國要創造強勁的國際市場需求，換言之美國制造要有中國制造的價格水平。這在短時間內很難實現，除非特朗普能將美國勞動力的工資降低至中國同等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還反對引進廉價的非法移民勞動力。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些科技手段被提上了“復興美國”的大綱。如前所述，美國制造在非勞動密集型領域有優勢，那么未來的科技手段，有沒有可能將勞動密集型轉變為非勞動密集型，即通過機器人作業等智能化手段，將人力需求降至一個很低的水平？
機器人是當下的熱點行業之一，牛津大學的研究預測未來10-20年，美國約47%的工作崗位有被機器人取代的風險。
但在制造業內，普遍實踐后的觀念認為機器人行業的發展和作用被刻意夸大了，其發展與“讓工人下崗”這一目標相去甚遠。
中國很多大體量的制造企業都是世界范圍內工業機器人應用的先鋒。郭臺銘很早便希望通過機器人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危機，他在幾年前便宣稱計劃在2014年擁有100萬臺機器人，以取代其百萬勞動力大軍，但實際上，直到今天富士康只運用了象征性的數萬臺機器人，因為這些機器的運作效率和人力差距太大。
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工業機器人消費國。2015年度，中國工業機器人銷量達6.8萬臺，占全球銷量的四分之一，然而，中國工業機器人的使用密度只有49（每萬名工人使用機器人數量），全球的平均密度也僅為69。
中國制造企業要推進機器人計劃，不僅面臨很高的成本，還不一定物有所值。中國如此，世界范圍內亦然，短時間內，機器人大規模替代人力仍只是一個預想。
綜上所述，美國想要擊敗中國制造，并不是一件容易、可預見的事情。
某些行業、某些知名企業或許會出現回流現象，比如蘋果可能會要求供應商將生產線轉移到美國（對于中國企業而言，類似現象實際是一件好事，增加的物流和人力成本由蘋果承擔，美國政府對新建工廠給予補貼，還有其他大量優惠政策，對于走出去、接觸與掌握高端技術亦有幫助），某些新領域，吸引國際投資的美國市場會更快取得突破（如無人駕駛、生物醫療等，實際上美國一直是高端技術的代名詞，正如曾經的IT產業一樣）。
但就制造業整體而言，美國的“制造業回流”戰略在過去8年內未對中國制造產生重大沖擊，未來一段時間內同樣不會。
既然如此，那國內輿論為何對近期的“富士康要去美國建廠”、“曹德旺跑了”、“特朗普大減稅”等事件產生一致性恐慌？
◆大爭論
內因決定外因。如前所述，國內輿論之所以彌漫著悲觀情緒，是因為中國的制造業乃至實體經濟確實遇到了瓶頸。
相關的報道、分析和爭論在過去幾天內連篇累牘，稅收、勞動力、政策傾斜等問題均是爭論的焦點。這其中有很多敏感因素，有些問題也是見仁見智，難以理清，在此不展開詳述。
不過一系列爭論中，有幾點事實是顯而易見的。
1. 國內很多產業正處于青黃不接的階段。人口和資源紅利的優勢逐漸降低，企業進入追求品牌附加值的階段，但很多企業轉型緩慢，不具備競爭力。中國制造不可能永遠吃各種紅利，轉型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值是未來的必經之路。
舉兩個簡單的例子：iPhone手機的成本幾何，關注財經信息的受眾不會陌生，蘋果公司2300多億美元現金儲備怎么來的，大家也都清楚。另一是在不少空調企業不掙錢、甚至虧本的大環境下，格力能將利潤做到13%，其中便是品牌和產品附加值的力量。
2. 轉型期內，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處境相當艱難。這其中，企業稅收是近期熱議的話題。中國的稅收究竟高不高，幾方各執一詞，從宏觀、微觀、橫向、縱向比較，幾類數據都有參考價值，很難辯明白。不過，其中一個觀念：國家的相關稅收合不合理，企業最了解，也最有說服力。這一觀念不乏道理。
3. 資本和勞動力正加速遠離制造業。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環境正經歷深層次的變革，對于創業和成功有一股顯而易見的浮躁氣息，很少有年輕人青睞厚積薄發的制造業，輿論充斥著“1年估值過億，3年IPO”的財富神話，大家都喜歡高談闊論于高屋建瓴的所謂創意和戰略。在這樣的狀況下，制造企業不僅面臨勞動力成本提升的問題，還遭遇招人難、離職率高居不下的窘境。
勞動力尚且如此，資本則更偏離制造業乃至整個傳統行業。賺快錢、炒房產、締造一個互聯網神話是如今資本熱衷的話題，投到傳統行業的錢有多少，尚沒有具體統計，但僅從相關信息看，其比例少之又少。
4. 將矛頭指向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中國對于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分配，是國家在過去30年內取得飛速進展的根基之一。政府財政支出對于經濟的整體把控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其中的案例不勝枚舉。
往大了說，公共交通系統、高鐵等一系列國人驕傲、世人驚嘆的基建成就，都是建立國家財政支出的基礎上。往微觀說，從過去的制造業飛速發展，到當下新能源發電、新能源汽車等產業興起，背后都是國家的政策鼓勵與幫扶。當下的幫扶政策可能更傾向于事關國家戰略轉型的產業，對于傳統制造業的幫扶力度不如以前，但因為最近熱點就將矛頭指向財政支出和政策性傾斜，無疑是一葉障目。
5. 政府實際正在就相關問題進行持續的實驗性改革。在當下爆炸式的輿論環境里，牽涉“黑和噴”的信息更能夠得到廣泛傳播，而大量其他信息則被忽略。
政府針對制造業、實體經濟的改革一直在持續。不久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明確提出了將“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列為四項重點工作之一，這在近年來是比較少見的。
會議指出要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同時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用能成本、物流成本。這些措施均直指企業運營成本較高的“痛點”。
6. 降低制度性成本（交易成本）是解決企業問題的關鍵。中國企業的交易成本，不僅包括稅收、雜費等看得見的成本，還包括很多看不見的費用。一個國家的制度越完善，企業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政府的很多稅收優惠政策以及其他補貼，在過去并沒能落實到企業和個人手中，個中原因不言而喻。就降低制度性成本而言，在提升地方政府運行效率、打擊貪污腐敗、精簡政府規模等領域，中國還有較大的改進與可提升空間。
7. 回到近期熱點話題，將曹德旺的投資形容為“跑路”，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媒體行為。因為行業的原因，曹德旺20年前就在美國建廠，近年來更是在全世界范圍內有廣泛投資。曹德旺在國內投了多少錢、捐了多少錢，這些數據都可以輕松查到。這位企業家順帶說了一些心里話，給政府提一點建議，就被歸納為“跑路”，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惡意抹黑。
總而言之，美國制造業回流戰略，對于中國制造業的長遠發展，實際所帶來的挑戰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嚴重。中國制造業、實體經濟的困境，更多在于內部原因。
“曹德旺跑路”雖然是一個錯誤的命題，但其所引發的相關討論，對于中國制造業而言無疑是一件好事。畢竟等到有企業家真正“跑路”的時候，再進行相關討論與變革就晚了。
最后，也以董明珠近期的一句話作為結尾：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僅僅用金融杠桿來搞發展，對中國來講是災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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